水桶包

　　陸其國
　　在發現殷墟甲骨及敦煌藏經洞等中國近現代重大文化事件中，應該還包括搶救“大內檔案”。“大內檔案”即清代內閣大庫及軍機處檔案，多為明清（主要是清）兩朝五百多年間留下的總量約九百多萬件歷史檔案。內容涉及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文化等。但就是這些珍貴檔案，由於種種原因，在清末或大量流散民間，或處於失管狀態。危情之下，終於引起張之洞、羅振玉、傅增湘等一批有識之士警覺，從而採取各種方法，予以搶救整理，並取得實效。然而，在眾多有關搶救“大內檔案”的敘事中，傅斯年的身影似乎並未為人們充分認識。
　　傅斯年開始關註“大內檔案”，緣於1928年他留學歸來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期間。此時傅應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聘請，籌備成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。這年春天，傅接到考古學家馬衡一封信，馬在信中建議傅設法收購流散在外的大量清內閣大庫檔案。傅閱信後，當即去找國民黨要員戴季陶、朱家驊，結果終因資金難籌而無果。傅不氣餒，又找胡適、陳寅恪商議，這才有了之後傅致信蔡元培，求助收購流散在外的“大內檔案”之舉。說是收購，實即搶救。傅在信中寫道：政治實情，全在此檔案中也。且明末清初，言多忌諱，官書不信，私人揣測失實。而神、光諸宗時代，御虜諸政，《明史》均闕。以後《明史》改修，《清史》編纂，此為第一種有價值之材料……昨日適之、寅恪兩先生談，堅謂此事如任其失落，實文化學術上之大損失，《明史》《清史》恐因而擱筆，且亦國家甚不榮譽之事也。擬請先生設法，以大學院名義買下，送贈中央研究院……後由中央研究院責成歷史語言研究所整理之。如此，則（一）此一段文物，不致失散，於國有榮。（二）明清歷史得而整理。（三）歷史語言研究所有此一得，聲光頓起，必可吸引學者來合作，及增加社會上（外國亦然）對之之觀念。此實非一浪費不急之事也。
　　傅信發出後，經蔡元培、楊杏佛等人商議，終於得以1.8萬元成交。翌年春，史語所由廣州遷北平，傅也將這批搶救下來的“大內檔案”由天津運回北平，藏於紫禁城歷史博物館午門樓。搶救檔案的目的是為了研究應用，為此，傅於當年九月籌劃成立了“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編刊會”，由他與陳寅恪、朱希祖、陳垣、徐中舒等史學大家任編刊委員。其中陳寅恪、朱希祖、陳垣三位“實乃傅斯年特聘之顧問，檔案收藏、整理、刊佈之大旨方略，悉出其一人之胸臆，而具體業務活動則多由徐中舒負擔”。“在清理這批檔案的同時，傅斯年擬定出一個龐大的出版計劃，他準備一邊進行清理、分類、編目，一邊刊佈印行，公諸於世……遵此原則，歷史語言研究所於1931年將首批整理的檔案公開刊行，取名為《明清史料》”。當時刊印的檔案稱甲編，共10冊。1936年又出版了乙編和丙編各10冊。其時丁編10冊篇目也已選定，因時局動蕩，未能問世。直至1951年，才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整理、商務印書館刊印面世。曾有學人指出，“這些成果雖然是傅斯年逝世以後問世的，但裡面都凝聚著他的心血”。傅斯年於此，可謂功莫大焉。　　（原標題：傅斯年與“大內檔案”）